90后思政教师：说年轻人的话，解年轻人的惑，指年轻人的路

“历史人物是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了？”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教材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章节的标题是这样表述的，但在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哲的课堂上，却经常出现这些授课主题。在她看来，这些主题确实是来自教材上最基本的原理，是学生想要解惑的问题，也是她很想吃透弄懂、传达给学生的内容。

时间回到2017年，“90后”杨哲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毕业后正式站上了北京林业大学的思政课讲台，主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课程。

杨哲笑起来眉眼弯弯，讲话时语速偏快。每当讲到激动处，她还会提高音量，而提到自己的思考时，她的语气又坚定了起来。她常调侃自己是一个十足的“戏精”，课上的“话痨”，也毫不掩饰自己希望成为一名被学生记住、被喜爱的老师。

她总希望能为学生们讲一门不一样的思政课。杨哲抱着这样的初心，尝试转化现有的教材内容，和学生探讨“马克思和我们谈人生”等话题，也运用一些多媒体资源，如课堂弹幕等，让这门课更加“青春化”。

而如今，她依旧坚守着自己的初心，并期待自己的课程能真正做到“说年轻人的话，解年轻人的惑，指年轻人的路”。她希望每一堂课后，学生都能明确地获得一个知识点，并有所回味，“这个回味可能来得很慢或者很久远，或许当他们将来有了亲身经历之后才能回味到，但我觉得这才是思政课的最大意义所在。”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哲在教室内。 受访者供图

“杨老师，你真的相信共产主义能实现吗？”

杨哲总记得一个学生将她“打醒”的瞬间。2018年，一次课堂上，杨哲讲到了共产主义这部分的内容，自认为讲得特别用心，结果那天下课后，一个学生偷偷摸摸地找上她，悄悄问道：“杨老师，你真的相信共产主义能实现吗？”

当下杨哲觉得有点好笑，“咱们不用搞得这么神秘，你可以光明正大地问我。”但学生这样偷偷摸摸问问题的状态，让杨哲反思，是不是自己在课堂上并没有真正为学生们解惑，也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放松的环境，所以他才需要以这种方式来提问。她也思考，自己精心准备的课程问题不见得是学生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后来课堂上的一件小事也加深了她的想法。那次，她在课上随口举了一个周杰伦的例子，自觉是抛了个梗，结果底下鸦雀无声。后来学生们反馈，虽然听过周杰伦的名字，但对这个话题并没有什么共鸣。这让杨哲突然意识到，“就如同大家get（理解）不到我这个点一样，我很可能也get（理解）不到他们关注的流行文化的点，那课堂效率就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高。”

这两件事让杨哲决定开展学情调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很基础，却也宏大，它落脚到每个时代、每群人的具体生活情形当中，可能会聚焦在不同的问题上。她觉得，知道学生的问题点在哪很重要。为了搜集学生的问题，杨哲会通过问卷调查、课后聊天、作业反馈等方式，搜集学生们对课程的疑惑。

为了在课堂上能让学生产生共鸣，杨哲会去学习学生们熟悉的流行文化的传播方式、话语特点。从“emo”（我抑郁了）到“YYDS”（永远滴神），杨哲开始在课堂上加入一些当代学生喜欢并熟悉的语言表达，“用了也不觉得就能对这个课堂有质变，但是至少能让学生觉得老师跟我是一拨的，能塑造我和我这个课的一些人设。”杨哲说道。

北京林业大学大二学生明文珺还记得，杨哲上课时十分风趣幽默，“古板晦涩的哲学问题在她的口中变得活灵活现，她甚至会举一些年轻人中玩的‘梗’。她做的PPT也会插入一些很有活力的图片，或者一些表情包。”明文珺说。

在杨哲看来，人设的建立需要尽量让自己的课堂形成一种鲜明风格，例如通过一些语言表达方式、课堂活动环节、巧妙的教学工具，呈现出自己的特点，“我特别希望我的学生评价我是个很‘戏精’、很幽默的老师。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有这样的特点，然后我就想利用这些特点加深学生对课程的亲近感。”她认为，哪怕学生通过对老师有印象进而对课程有印象，那也是好的。

甚至有时候，她也尝试着将一些知识点转换成流行语，加深学生的印象。例如在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这一课时，杨哲就把问题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在讲到历史虚无主义这一内容时，她又抛出了“历史人物是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一问题。

“原来思政课可以如此有趣”，在北京林业大学大三学生蒋展艺眼中，杨哲的课可以用“诙谐幽默、寓教于乐、大气刚正”三个词来形容。他认为，杨哲善于通过生活中的日常引入课堂，并且会通过讲解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自己的所思所想来贴合课堂知识，让人觉得枯燥的思政课堂也能如此充满活力，也时常会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相当于把“饭菜换了个花样喂给我们吃”。

“先入眼入耳，再入脑入心”

昏昏欲睡、低头看手机，似乎成为一些学生在思政课上的状态。怎么把思政课讲得生动、活泼，吸引学生的兴趣，这是杨哲常常琢磨的问题。

杨哲觉得，思政课需要入眼入耳，才有可能让他们去关注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话题。身处信息爆炸、知识碎片的时代，杨哲觉得学生具有一个及时满足的心理，如果课程上铺设了20分钟还没进入正题，没有让学生感受到被话题、观点“击中”，他们可能就开始做别的事。

“可能我抓住你的眼睛和耳朵之后，我多留了你一段时间，你的心灵慢慢就对马克思主义开放了。”怎么让学生留下来，杨哲有自己的小窍门。对于一些比较适合结合案例的课程内容，杨哲会抛出一些比较贴近学生生活的案例，例如在讲到对历史人物评价这部分内容，杨哲会举一些抗日神剧、穿越剧等例子，并由此引出“历史人物能否被随意打扮”这一核心问题。

对于一些理论性比较强的内容，例如课程导论部分，杨哲会想着要站到学生的角度，把他们内心想说而不敢说的问题问出来，比如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到底在哪、创始于一百多年前的理论为什么今天还要学等。“同学一看，觉得老师原来知道我的内心想法，老师跟我是一拨人。他起码觉得你不是高高在上，给他灌输，他就有可能给你开放一个窗口，来听听老师到底怎么说。”杨哲说。

将热点事件纳入课堂当中，是杨哲让思政课更接地气的方式之一。在她看来，引入时事内容是思政课的应有之义，它能帮助学生增强对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了解国家大事，进而形成正确判断。同时，时事案例也切中了当下学生最关心的问题，例如北京2022年冬奥会便是一个生动的课程案例。杨哲计划，在新学期的教学过程中，她将邀请在此次冬奥会中担任志愿者的学生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并由此引出群众史观等相关教学内容。

经过几年的课堂摸索，杨哲总结了一套教学方法，并把它命名为“三题一课”，即把学生生活中的热点话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教材编写着重的重要专题三题融合，把学生想要听的、老师应该讲的、教材重点讲的内容融合转化为一个教学主题，不制造想当然的伪问题、不回避看似熟知但不见得真知的基本问题，用一堂课聚焦一个主题，形成一个答案。“我通过层层逻辑环节的铺设，我带着你来一起思考。到最终结尾的时候，我不跟你说模棱两可的东西，我给你传达一个明确的点。”杨哲说。

“让一些宏大的规律，从比较抽象的高台子上往下走几步”

教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堂课，面临诸多的难点和挑战。

最显而易见的是，这门课理论性强、抽象性强。在杨哲看来，马克思主义很多理论知识比较宏大，它针对的不是具体化的问题，而是讲述大规律。知识宏大，则离学生的生活实际和他们有限的生活经验更远，“这个真没法怪学生，像我们十几岁的时候，对好些东西的感悟跟上班之后也是不一样的。”

针对这样的一个教学困境，杨哲的一个小方法是大事化小，“就是让一些宏大的规律，从比较抽象的高台子上往下走几步。”离开理论产生的时代情形和历史背景，有些理论并不好理解，杨哲尝试着借助前人或他人的经历，带着学生回到过去的场景，比如在课堂上，杨哲会引用《觉醒年代》等影片，为学生铺设一个情境感，帮助他们穿越到理论产生的背景中。

而另一难点则是这门课包含了很多学生自以为熟知，但其实并未理解的概念，例如物质、意识、实践、辩证法等。很多时候，学生认为自己都听过，但实际上并不理解这些概念。对于这样的问题，杨哲的基本教学思路是化零为整，即把这些特别碎的知识和概念纳入一个大问题中。

例如在讲到唯物史观中关于怎么评价历史人物这一部分，杨哲举例，有些古装穿越剧中会把皇帝塑造成不管朝政只顾谈情说爱的“恋爱脑”，这忽略了他在历史真实中的另一面，由此她引出了这种对历史人物随意虚构的手法是抹杀历史客观性的唯心史观和片面看待人物的形而上学。通过将不同的概念串起来，对同一案例进行剖析，杨哲期望能够加深学生对概念的理解。

“学这些知识概念，不是最后留一堆词在脑海里。我们希望提炼出某种思维方式或者思维方法，就好像我交给你一副眼镜，你戴上它重新去看待你习以为常的世界，可能会看出点新东西。”杨哲说道。

蒋展艺确实有这种体会。在上完这门课后，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来看待生活中的事情。“上完这门课，我突然觉得自己多了一只眼睛，这只眼睛是哲学赋予我的，它让我学会用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我常常和我的同学开玩笑说，学了这门课后，觉得自己重生了。”

“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回溯起课程的根源，杨哲常思考，思政课的意义是什么？它又能为学生带来哪些影响？

杨哲认为，讲好这门课，意味着自己将多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的好东西，传递给更多的孩子们。在杨哲眼里，学生们就像她的弟弟妹妹一样，她感受到了理论带来的指引和帮助，也真心想把这些好东西告诉他们，让他们少走弯路。

于她个人而言，要真正上好这门思政课，“需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在刚上班的时候，杨哲还觉得这“四真”有点抽象，但后来在授课的过程中，她又有新的理解。她做过一个小测试，自己在20分钟的教学里会说约4000个字，连着上135分钟3节课，则需要说几万字，而这几万字中的每一个字都需要她在内心情感和理智上都认可，说出去才能掷地有声，“我信我讲的每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在台上那种理论自信是能感染到学生的，你不信怎么让学生信？”

而这理论自信的背后不仅仅是靠一种情绪性的表达和冲动，而是需要大量研究支撑。不可避免的是，课程的重复性教学可能会让教师授课的激情减退，但杨哲试着把在每个班级遇到的新学生、新情形、新问题，化成自己不断去备课、做研究的动力。

杨哲举了一个例子，在前天的教学结束后，已是晚上9点左右，一天上完6节课的她觉得很疲惫，但在这堂课上，有一名学生给她提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其他课堂上的学生没有问过的。当下身体的疲惫让她很想好好歇一歇，但她又想着，赶紧记一下这个问题，就当教学反思，也许将来更新课件或者写论文能用上，对将来的授课会更好，“就是秉着这种要去真学、真研究的劲，克服一些当下的懒惰或者不自律，然后不断把自己真正锤炼成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事实上，杨哲也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自己会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在采访中，她提起自己的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陈先达带给她的巨大影响。陈先达已是九十多岁的高龄，每次杨哲去陈先达家中拜访时，一推开门，总是看到老先生背对着房门，坐在书桌前敲键盘写东西，身边是一满墙的书。在聊天的时候，陈先达常叮嘱杨哲要多读经典，“就是那种不言之教，带给我的震撼是很大的。类似这样的先生和前辈很多，他们的人格魅力、学术功力和理论自信给我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很向往。”

慢慢地，杨哲感到自己想要做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一分子，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和传播者。至今，她也一直在为这一身份而不断努力着。

每一次站上讲台，杨哲觉得虽然嘴巴很辛苦、腿也很酸，但是心里真的很满足，而学生给予的反馈和新的启发，都让她觉得自己赚到了。她会想起，在每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上和同学们告别，当她说出“那这一学期的学习就告一段落”时，底下的学生们总会发出那种很不舍的声音。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为课程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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